谈由文化商品到学术经典的转化
2018年-11月-13日 15时:31分:31秒

  谈由文化商品到学术经典的转化

现代文学作品不仅是作家人生体验的审美创造,也是现代出版业所生产出的文化产品。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把介于作家和独立作品之间的出版商比作助产士,认为“出版者虽不构成生命的起源,也不是生命的孕育者和提供者,但没有他,一部构思好了的、并已脱稿的作品就不能真正作为作品而存在。”〔1〕作为和文化市场关系最密切的出版商,对文化市场有敏锐的把握,他可以通过选题、组稿、生产、广告宣传、发行等手段,生产出为社会广泛接纳的文化经典。在现代文化经典的形成中,可以说处处都能见到出版商的身影。《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下简称《大系》)就是一个经出版商助产、由文化商品变为学术经典的典型案例。

  

 

  

(一)

  

 

  

随着“五四”新文化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作为凝结着新的文化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现代文学作品,开始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新文学的初创者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精神创造品的市场价值。上世纪20年代初,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时,曾感慨说:“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圆左右,可是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2〕他们以同人集资的方式,办了名为“朴社”的书店。现代文化产品在市场上的巨大商业利润,让他们获得了空前信心,从而通过自己的文化创造,去实现“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顾颉刚语)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

  

 

  

大约在1922年左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开始注重稿费、版税收入。此前新文化的倡导期,他们注重思想的宣传,着力塑造引领社会变革的文化精英形象,而不注重自我精神产品的经济价值,如《新青年》的撰稿人就没有稿费。但是要以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产品的经济收益来实现真正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有待于著作权法的保证和言论自由空间的开辟。中国第一部保障著作人利益的著作权(版权)法,是宣统三年(1910)清政府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但这部法律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退出历史舞台。民国四年(1915)北洋政府颁布了《著作权法》,1928年南京政府又颁布《著作权实施细则》,著作人的权益受到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空间的开辟则是在众多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和斗争中逐渐形成。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大批以写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和众多文学社团,诸如鲁迅、革命文学青年、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南国社等,他们开始全面投入文化市场。特别是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整个社会的经济意识和政治意识空前提高。由于北洋政府拖欠薪俸,北京诸多文化人开始南下,纷纷投入文化自由市场,优德官网在线以自己的文化创造实现经济独立。如鲁迅南下定居上海,逐步完全靠稿费、版税、编辑费来生活,由政府公务员变为自由撰稿人。为了摆脱对大出版公司的依附,文化人开始了读者和著作家合作出版的时期,也就是民间集资办出版社和书店,减少出版和发行的周转渠道,以降低书刊的发行成本,既受益于读者,也提高撰述人的收入。当时开办出版社并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新式印刷设备开始在上海大量引进,出现了许多小型专业印刷厂,这些厂子为了招揽生意,普遍实行“三节算账制度”,所谓“三节”就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大节之间有三四个月的周转期,一般除了交少量押金外,印刷成本由印刷厂垫付,等到发行书刊收益后在下一个大节再结账,这样只要有了少量的流动资金,即可开办出版社出版书刊。

  

 

  

虽然诸多文化人下海试水,但相比有其他固定收入的文人所办的出版社如新月社等外,由贫困的文学青年办起来的出版社,多半以不善经营而失败。如鲁迅支持柔石创办的“朝华社”,于1928年12月6日创刊《朝华周刊》,出版20期后,于1929年6月起,改为旬刊,但没多久就倒闭关门。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谈到其窘况:“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花,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柔石还得依靠大出版商挣钱还账,就是鲁迅说的“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华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地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3〕同样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于1929年在上海创办《红黑》月刊和红黑出版社,《红黑》月刊出版了几期以后也停刊关门。丁玲在回忆文章中说:“‘红黑出版社’存在的半年多里,出版过六七期月刊,七八本书。……出版社关门后,剩下的事便是还债。沈从文给了三百来圆,也频把在山东教书的工资拿了出来,还缺三百五十圆,最后由我向母亲要了来,才把本利一并还清。”〔4〕

  

 

  

相反,大的出版商以雄厚的实力和对市场敏锐的把握,却能在新文学作品身上赚到钱。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当编辑的赵家璧,以对时代潮流的敏锐捕捉,成功地推出一系列畅销书。如他编辑的“一角丛书”,善于将选题紧扣时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就组稿罗隆基写作《沈阳事件》,于9月26日出书,一炮

  打红,成为畅销书。其后又联系胡愈之推出《东北事变之国际观》,还有其他当时国际问题专家的《东北抗日的铁路政策》、《日俄对峙中的中东铁路》、《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剖析》等。在关注时代热点的社会效应中,“一角丛书”知名度大为提高。不但丛书中先前滞销的文学作品如陈梦家和穆时英的小说被带动畅销,而且以这套丛书为平台,赵家璧开始大量组稿现代文学作品,如陈梦家的《不开花的春天》、穆时英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施蛰存的《李师师》、丁玲的《法网》、郑伯奇的《宽城子大将》、张天翼的《脊背与奶子》、林徽因的《西泠的黄昏》,都在这套丛书中成为畅销书。再如丁玲被捕后,在社会各界力量展开营救的同时,丁玲的作品无疑是奇货可居的热销作品,赵家璧提前将已组稿到手的丁玲未完成的《母亲》出版,成为他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中最为畅销的作品,此举不但为营救丁玲营造出巨大的舆论影响力,而且出版商也赚到大把银子。“《母亲》出版后,立刻成为《良友文学丛书》中的最畅销书。第一版印四千册,一个月销光,十月和十二月各再版二千册,这在当时书业界简直是个奇迹。年底结算,作者应得之版税,为数可观。”〔5〕而且引得丁玲湖南老家的亲戚也浑水摸鱼地索要稿费。

  

 

  

赵家璧作为良友的文艺编辑,可以说在着手《大系》的组稿时,已经是相当成熟的编辑,他在编辑“一角丛书”和“良友文学丛书”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这其中包含着一个职业编辑对图书市场和当时文化气候敏锐而精准的把握,可以说正是有了对这两套丛书编辑经验的总结,使他成为《大系》这套学术经典助产士的不二人选。

  

 

  

(二)

  

 

  

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自由市场的成熟,政府、众多出版商以及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团体不但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博弈,而且对文化商品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争夺也渐趋激烈。《大系》之所以能够出现,和它背后对经济利益与话语权的争夺密不可分。

  

 

  

《大系》作为良友这一民营企业的文化产品,它要在文化市场上出现,必然有待于公司对潜在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资本的本性就在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作为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更是如此。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看到,赵家璧在编辑《大系》之前,已经成功地编辑了几套丛书,并获得不错的经济效益,也使得他对当时的文化市场动向已有了相当深入的把握。但是当他编辑完《良友文学丛书》之后,感觉到自己可利用的文化资源相当有限,“已创刊的《良友文学丛书》,符合出版水平的来稿不多,要经过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才能出成数十种或上百种。”〔6〕在自己有限的编辑资源下,他意识到与其被动地编辑,不如主动寻找新的文化资源以扩大公司的文化市场。正是在这样的编辑思路的调整中,赵家璧把眼光投到了“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上。他认识到: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文艺作品,屈指计算,为数也不少,这些书都是纸面平装本,分散在各处出,极难觅齐,如果我能把它择优编选,统一规格,印成一套装帧美观、设计新颖的精装本,可取名为“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之类,那不是克期可成的工程吗?〔7〕

  

 

  

如果我们回到30年代的历史现场,《大系》表面上是赵家璧灵光一闪的偶然产物,其实究其根本,是30年代文化市场格局变动的必然结果。

  

 

  

20年代末,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骨干的一帮年轻人,在宣泄自己被压迫的不满情绪的同时,用阶级论武器批判“五四”新文学,他们试图以打压在“五四”新文学中已经成名的作家来开辟自己的话语空间,重新分配当时的文化市场。随着“左联”的成立,政治化色彩浓厚的左翼文学成了当时文坛的主导力量。同时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渐趋稳定,官方开始介入当时的文化市场,强行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产品,试图在打压激进思潮的同时垄断当时的文化市场。国民党政府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以推行复古色彩浓厚的思想文化;后又规定孔诞日,举行祭孔纪念,并大力倡导读经,湖南、广东等省的国民政府积极响应读经,编制了《中小学经训读本》,以经书为题进行中学毕业会考,一时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身为国民党教育部官员的汪懋祖继续重唱他在“五四”时期反对白话鼓吹文言的论调,并在1934年6月21日的《申报》上发表了《中小学文言运动》。此文引发了新一轮的文言白话之争,“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茅盾等人都参与了这一论战。与此同时,仅在1934年2月,国民党政府就“查禁新文艺书籍149种,涉及25家书店;禁止76种刊物出版,包括左联机关刊物《萌芽》、《北斗》等在内”〔8〕。同年5月,国民党成立图书杂志审查会,目标直指左翼刊物和书籍。正是在国民党政府这些政策的促动下,当时上海图书出版市场开始大量翻印古书,宋明语录体小品文风行上海文化市场,“古籍”成为市场的卖点。30年代中期出现的这股复古逆流,显然和“五四”时期新文化倡导者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方向的设想相悖,如何去遏制这股潮流,回到“五四”开启的文化和文学发展的正轨,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历史问题。

  

 

  

无论“左”和“右”的思潮,“五四”新文学的合法地位都受到严重挑战。但是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压迫,却从反面生产出了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消费需求。赵家璧精明的商业嗅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文化需求信息。当他意识到自己编辑资源有限,难以和官方强行推行的文化产品相抗衡的时候,他转身重新挖掘逐渐被人淡忘、甚至受到批判的“五四”新文学作品,既满足了伴随新文学作品成长起来的作家和读者的需求,也以一种不同于官方的姿态,激活了文化人对抗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反抗本能。因此当赵家璧把他的编辑设想通过同事、朋友的关系网络传播出去的时候,获得了新文学创造者的一致拥护。

  

 

  

新文学创造者的这种文化心理需求,我们从《大系》产生之前,先期出版的两部有关“五四”新文学的书所引起的社会反映中即可看出。一是刘半农编的《初期白话诗稿》。这部诗集一出版,引起新文学初创者的强烈共鸣。刘半农在序言中提到他把这部诗稿送给陈衡哲看,“向她谈起要印这一部诗稿时,她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9〕当年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十多年的时间已成为历史陈迹。阿英当时在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序里,表达和陈衡哲同样的感慨,并说“其实,不仅回想起来,使人起寥远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一些当时的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10〕另一部著作是出版于1933年的王哲甫著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此书一出,茅盾就在1934年的《文学》书评栏里以“山石”的笔名对其进行评论,认为用意虽好,但结果失败了,主要是未能全面反映五四新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茅盾同时认为总结这段历史意义非常重大:“倘使有这样的书出来,对于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固然得用,对于一般想要明了过去到现在的文坛情形的青年也很有益”。〔11〕这一历史情形,在赵家璧后来的回忆中有清楚的指认:“‘五四’时代许多重要作品和代表性刊物,因当时印数少,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已如凤毛麟角,极难找到。文学青年要找到这些材料,也得像找百年前的古书一样跑图书馆和旧书店。”〔12〕

  

 

  

在30年代中期,“五四”新文学从精神到文献的严重失落,引起了新文学创造者强烈的精神共鸣,作为他们曾经创造的历史,转瞬间被遗忘或者说被后来者挤出历史舞台,在他们内心深处,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冲击。因此当赵家璧通过同事、朋友的关系,联络到当时的文化名人来做《大系》各集的编辑时,他们欣然接受了邀请。甚至连身患重病、一度因愤慨于国民党书报审查的蛮横无理而想中途退出的鲁迅,也在赵家璧的劝说下重新加入编辑队伍,完成这一编辑宏业。诚如赵家璧所言,整理“五四”新文学的文献,是当时诸多文化人的共通文化抱负:“第一个十年间,关于新文学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以及小说,诗,戏剧诸方面所尝试得来的成绩,替他做整理,保存,评价。在国内一部分思想界颇想回到五四以前去的今日,这一件工作,自信不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供给十年百年后研究初期新文学运动史者一点系统的参考资料,也是我们所应尽的责任”。〔13〕

  

 

  

“五四”新文学作为由自发的民间运动而产生的文化产品,如何编纂,如何将其历史化,如何确立其经典意义,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五四”时期统一的文化阵营已经不复存在,政见相左的文化名人难以走到一起,完成他们心中都想实现的这一文化创举。赵家璧的出现可以说恰到好处地补上了这一历史空缺。作为民营出版公司一名编辑,其中立的政治立场刚好可以将矛盾重重的文化人黏合在一起,既满足了“五四”文化人的心理渴求,又实现了公司对利润的追逐。因此当他把编辑设想通过人际关系网和当时名望很高的文化人相交流时,得到一致赞同,煌煌五百万言的浩大编辑工程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一件文化产品要获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必然有待于产品自身的文化含量。《大系》从编选体例到编辑人选,在当时都堪称一流。赵家璧一开始的编纂设想,只是借鉴外国丛书体例,把“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集合成书,但这样的编辑设想显然过于简单,难以凸现自身特色,不能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中脱颖而出。必须实现别人所无,自己所有的创造性编辑,才能实现对文化市场的占有。他要改变“作家写什么,我们出什么,也可以说你争取到什么出什么。这些书,良友不出,别的书店也会出”〔14〕的出版现状 ,这种编辑赵家璧称之为从“有”到“有”,不能凸现良友自己的文化产品特色。现在他要变为“从”无到“有”的编辑,即“编辑是否也可以自己先有一个设想,要编成怎样一套书,然后主动组织许多作家来为这套书编选或写作;整套书完成后,不但具有它自己独特的面貌,而且如果不是为了适应编辑的这个特殊要求,作家本人不会想到要自己去花时间编写这样一本书。这种编辑方法是否可以称之为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呢?”〔15〕从这种编辑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赵家璧对图书市场的深刻洞察,他要以别人所无的文化产品来占有文化市场。在他设计的编辑体例中,他既要网罗五四新文学繁富的成果,又要凸现各个编辑者的编选眼光和对五四新文学的总结,优德官网在线要把选家之学和史家之学融为一体。这样《大系》就不是作品的简单罗列和拼凑。蔡元培写总序,每个编选者写两万字的导言,最后是阿英的资料索引。真正将得之于欧美日本出版物的大系体例精神落到实处:

  

 

  

对于这样一套包括理论、作品、史料的大丛书,我设想不用丛书之名,而学习日本出版成套书中所用的“大系”二字。这两个字我认为颇具新意:既表示选稿范围、出版规模、动员人力之“大”;而整套书的内容规划,又是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是按一个具体的编辑意图有意识地进行组稿而完成的;与一般把许多单行本杂凑在一起的丛书文库等有显著的区别。〔16〕

  

 

  

这种独特而有创意的编辑体例,把五四新文学的理论、作品、史料梳理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始于理论而终于资料,以理论为首而张扬精神,以资料为足而站稳脚跟,中间以流派创作为体而显示实绩,从而形成一个严密而富有变化的结构完整的有机体。”〔17〕

  

 

  

好的文化商品,要实现真正的市场成功,广告宣传必不可少,正如鲁迅所言,“书的销场,和推销法是大有关系的”。〔18〕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赵家璧精明的商业意识,除了通常的媒体广告外,赵家璧最富创意的营销手段就是在推出《大系》之前,先行免费发行了《大系样本》。这是一份40多页的小册子,里面包括赵家璧亲自撰写的《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优德官网在线缩印的蔡元培所撰写的总序手稿,十位编选者的“编选感想”,编选者的近照、该集内容提要及该书封面的彩色套印,文艺界知名人士冰心、叶圣陶、林语堂等人为《大系》所写的评语等。以当时文化名人的集体亮相为《大系》的出版造势,并让读者对《大系》有了直观的认识。

  

 

  

《大系》分布面精装本和纸面普及本两种以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布面精装本每套售价20元(当时的国币),读者交定金预约则七折出售,布面精装本的广告一发出,预约户超过了二千套的印数,后又加印二千套;“1935年9月,为适应学生读者,加印白报纸纸面精装普及本二千部,售价每套减为十元,预约仅七元。”〔19〕据陈明远考察,上世纪30年代上海各阶层的收入是:“普通工人月薪为16-33元,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为50-80元,一般知识阶层诸如中学教师、记者编辑、职员的月薪为100-200元,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元。”〔20〕显然四千套的布面精装本基本在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这个阶层的消费能力范围内,而七元预约售价也能被工人及学生这个群体所接受。这种准确的读者定位也为后来的销售业绩所证明。据郑瑜博士考察,“在1935年年底,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良友公司的库存进行了盘查……数据证明,1935年五月中旬才开始发售的两版精装本36000本,到年底已经销售了90%,九月下旬才上市的普及本经过短短3个月的销售,也已经完成了总量40%的销售任务。”〔21〕

  

 

  

(三)

  

 

  

《大系》作为现代出版业深度介入现代文学生产中的产物,其后又被不断扩充为庞大的《大系》家族。但无论这个系列怎么扩展,《大系》产生之初所设定的话语模式并未改变,而是随着《大系》的传播,被不断地复制和扩充,并形成了研究现代文学的“经典话语”:诸如现代文学的发生、历史分期、文类划分,以及思潮与作品并行、理论与作家并重的文学史观,文学研究的思考范型等,都被后来的学者不断地反复使用,凝固并内化到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血脉当中。

  

 

  

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看,《大系》要真正成为一部学术经典,必须经过更为复杂的认证过程。关键的问题在于《大系》能否成为学术经典牵扯到现代文学的诸多元问题。《大系》是对现代文学产生后第一个十年的总结,第一个十年不仅是文学自身的问题,也涉及到对其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析评判,正是现代文学和“五四”的一体相关,使得《大系》能否成为一部经典,面临着两个层面的考验,一是新文学和传统及西方之间的关系,诸如新文学的发生、源流、传统与反传统等问题,核心是新文学当中的中西古今之辨;二是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是左翼文学还没有兴起的历史时段,牵扯到对新文学性质的评判问题,诸如文学与革命、启蒙与救亡、文学的独立性与政治依附性等问题,核心是现代文学何为现代的复杂纠葛。

  

 

  

如刘禾所言,新文学初创者是借助其理论话语力量和以西方为中心的评判标准确立自我经典地位的。“凭借这种象征权威而自命为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同时把其对手打入传统阵营,从而取得为游戏双方命名和发言的有利地位”〔22〕。《大系》作为现代文学初创者自我经典构造的一次集体行动,这种经典构造的理由能否成立,前提是现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正统地位能否确立。

  

 

  

现代学术经典化,往往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二是现代学术与教育体制中的研究与传播。从《大系》产生之初到文革结束的这一时段中,《大系》所包含的知识分子启蒙立场与个性主义诉求,与抗战的民族主义和解放区及建国后革命政治意识形态是相悖的,在这一时段中,《大系》的意识形态认证之路基本上是中断的。

  

 

  

1930年代之后,现代文学开始进入大学课堂,先后有朱自清、沈从文、苏雪林、杨振声等人开设现代文学课程。朱自清1932年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但迫于各种压力“教了两年也教不下去了。”〔23〕1932年苏雪林继沈从文在武汉大学开设“新文学研究”,但随着保守势力的增强,苏雪林也逐步转向了古典文学研究与新文学批评。到了抗战爆发,武大迁川,她就“只好将这门课停了。”〔24〕其他学校诸如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都为古典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与讲授所占据,根本没有开设新文学课程。讲授现代文学时间最长的是沈从文,从1929年起他先后在中国公学开设“中国现代文艺”——主要内容是“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25〕,又在武汉大学开设过“新文学研究”, 并于1931年在武汉大学印出过他的“新文学讲义”。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授现代文学时间最长,从1939年9月一直到1945年5月。涉及新文学的课程有必修课“大一国文”、选修课“各体文习作”和专讲新文学的“现代中国文学”。沈从文的新文学教学为“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长久的努力和贡献。在各个学校开设这门课的同时,他密切注视和新文学建设有关的动向。1935年出版的《大系》正是他密切关注的有关新文学建设的重要对象。在《大系》即将出版的时候,他就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50期上,热情介绍《大系》:“从民国六年的文学革命起始,中国有了个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经过了多少变迁,有了些什么成绩,它的得失何在,皆很值得国人留心……如今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聘请了十个代表作家,就这个运动初期十年中的活动,分别整理编辑了十本书,名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可谓近年来出版界一种值得称道的大贡献。”〔26〕随着《大系》的陆续出版,他于1935年11月29日,又在《大公报?文艺》第51期上,著文《读〈新文学大系〉》,对《大系》的优缺点进行详尽分析。并认为无论是在出版方面还是在文化建设方面,《大系》的影响意义深远:“这工作即或从商业上着眼,目的只在发展营业,打破出版界的不景气,也较之抄印《太平广记》,同影印明人小品文集,方法高明多了”。并认为“这书一出,读者如从所选的作品与编选人导言,就可以明白这十多年来中国文坛是个什么样子,有些什么东西,它如何影响社会,社会又如何影响它。它的得失在什么地方,它的将来趋势又如何,——读者如能够得到那么一个虽已缩小然而眉目朗然的印象”〔27〕。在西南联大教书的过程中,沈从文和杨振声等人合编《大一国文课本》,这个课本的精神是“把反映新文学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散文、小说、戏剧文学、文学理论引进大学国文教材”〔28〕,这种精神应该说和《大系》的精神相一致。而为三、四年级学生所开的选修课“现代中国文学”,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目标是:“上学期讲授概论及小说部分,下学期讲授戏剧诗及散文。部分学生得以分期选习各以二学分计。”〔29〕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系》的编选精神与内容是和联大新文学教育的精神追求高度吻合的,而熟悉《大系》的沈从文,正是将《大系》精神带入大学教育的关键,通过他《大系》开始在大学课堂上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大系》在民国课堂上产生潜在影响的同时,也开始了它的海外传播。1942年身为东京帝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家的仓石武四郎就已注意到《大系》,他认为《大系》是认识和研究中国的重要成果,“《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怎样一部著作,将会随着它的陆续出版而显示其全貌……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说来,假如是从现代上溯到过去的话——这无疑将是今后最自然的一种方法”,“应该先掌握新文学而后致力于古典文学。无视新文学而只考虑古典文学,将不成其为中国文学的研究。”〔30〕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仓石武四郎组织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中文学者和中国留学生数十人,分成几个小组,于1943年分头翻译十卷《大系》。但翻译成果只在1946年出版了一卷后不久,“很快被美国占领军司令部所扼杀,其理由就是不让日本人民了解新的中国文化,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新倾向’。”〔3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系》的巨大历史影响力。1952年夏志清在美国耶鲁大学开始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大系》也是他重要的参考。“我计划写一部现代文学史,一开头文学各部门都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前九册(第十册是‘资料索引’)都一字不放过地读了。”〔32〕而且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的历史分期也是按《大系》的分期进行,和《大系》编撰者当初的设想完全一致。香港也于1962年开始了对《大系》的翻印,并于1968年组织续编了《大系》第二辑。这样,《大系》以书籍的形式,开始将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话语进行扩散,从而形成了以夏志清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研究现代文学的另一种模式。

  

 

  

相比《大系》在教育体制和学术研究中经典地位的确立而言,意识形态的认证之路更为曲折。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正式建立,掀起了撰写现代文学史的热潮。新中国成立之前,一般现代文学被称之为“新文学”。之所以更名为现代文学,和当时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密切相关。只有短短30多年历史的现代文学相对于有几千年历史进程的古典文学,能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是因为在民族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建构中,新文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文学发展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新文化开始形成的标志。按照马列经典所言,文学属于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和政治革命斗争的反映,那么新文学不仅仅是“新”,而且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获得现代意识的必然反映。故将“新文学”更名为“现代文学”的同时,也确定了其“现代”的意识形态内涵。这一意识形态内涵和《大系》以国民性批判和个性主义为核心的启蒙立场是不相容的。考察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文学史著作,虽然《大系》观点立场未被采用并受到批判,但在文学史编纂体例上,却深受《大系》影响。《大系》所确立的文学理论板块(由蔡元培的总序、胡适和郑振铎编选的“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再加上各卷导言中的理论阐释组成)、文学运动(由各卷导言中关于新文学发生及社团运动的论述组成)、文学作品(由《大系》所确立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种文体及编选作品组成)为以后各个时期撰写的文学史广泛采用。诸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1951,下卷1953),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卷,1956),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二册1979,第三册1980),冯光廉、刘增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发展史》(1991)钱理群等主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修订本),这些文学史或者注重理论思潮,或者注重作者队伍的划分,或者侧重文体分类,但都基本没有逸出《大系》所确立的文学史编纂模式。“‘大系’的概念范式——分期、体裁等等——在后来中国大陆学者所写的文学史中几乎没有任何改变。”〔33〕

  

 

  

《大系》经典地位的真正确立,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80年代的文化思想界兴起了一股以批判极“左”政治为核心的“新启蒙”思潮,和这一思潮相呼应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出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热潮。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将此前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确立的文学史叙事模式进行了彻底的颠覆。根据《新民主主义论》所划定的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分的现代历史发展阶段,晚清以来的文学发展道路也被划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一文学史叙述的核心在于论述文学中无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因素由萌芽到壮大,最后无产阶级新文化完全占领文学领域。因此,对应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现代文学只是一个文学发展的过渡阶段,在发展等级上低于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当代文学。这一进化论式的激进文学史叙述模式因“文革”的灾难性历史后果而备受质疑。在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倡导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中,重新确立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叙述模式,即“五四”新文学是现代新文学的伟大开端,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时空视野中,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重新确立现代文学的整体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将革命叙述彻底颠覆的同时,重新确立了“五四”新文学的正统地位。特别是李泽厚所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认为革命救亡干扰甚至导致了封建遗毒的复活。思想文化界认为“新时期”的“新启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个“五四”,“一切都得从‘五四’讲起,中国现代史好些基本问题都得追溯到‘五四’,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尤其如此”。〔34〕正是在将新时期和“五四”相重合的历史建构中,知识分子获得言说的历史支撑。随着“五四”新文学在80年代获得了重新的肯定,《大系》中所包含的自我经典论证获得阐释历史的话语能量。正如佛克马所言:“经典的一个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历史意识的一次变化,比如像18世纪所发生的那样,将引发出新的问题和答案,因而也就会引出新的经典。”〔35〕《大系》所自我认定的文学经典以及对这些经典的阐释,就成为参与80年代文学变革的重要历史资源。“正是借助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整个20世纪作为‘现代性起源性’的神话地位,‘新时期’才为表述自身的合法性找的了有效的语言”。〔36〕这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重新确定了“支撑着‘新文学史’叙述的,乃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领袖如鲁迅、胡适、茅盾等阐述并建立、以‘新文学大系’为主要叙述依据的‘启蒙’范式知识体系”〔37〕。《大系》所倡导的国民性改造问题、乡土文学的界定、郁达夫对个人主义的张扬、胡适对新文学发生的阐释等观点开始广泛受到重视并被广泛引用。至此,不但在文学史叙述框架的技术层面上,而且从自我合法性论证的理论层面上,《大系》的经典地位获得了新的意识形态的认证,《大系》的经典性表述为现代文学之为现代的合法依据。“‘现代文学’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个揭示这一时间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我们实际上是‘回到’二三十年代朱自清、郑振铎等的那种理解。”〔38〕

  

 

  

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颠覆革命叙事模式的思想交锋中,《大系》的经典意义在于为新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支撑,而90年代之后,随着以《学人》杂志创刊为标志而倡导告别革命,回到学术本身的文化变动中,《大系》的经典地位在学术研究中也获得高度的认同。在强调学术规范的学科体制中,学院文化日渐在思想文化界突出,对《大系》的学术化研究获得空前的推进。在期刊网上,以篇名为检索条件,输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截止到2011年,直接以《大系》命名的学术论文有40篇、硕士论文5篇、博士论文1篇、专著1部。在80年代,《大系》只是作为变革思想文化的历史资源存在,更多的是对《大系》导言的征引,而90年代之后则侧重于对其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的研究和清理。至此,从意识形态的征用到学术研究的规范性清理,《大系》的经典化才算真正完成。

  

 

  

(四)

  

 

  

《大系》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其经典化的路径却是先经由商品化的方式来促成的,通过这一案例的考察,我们可以掌握现代文化生产的某些内在品质。相对古典形态的经典认证,现代文化中的经典形成显然有着更为复杂的生产机制。在现代文化的生产机制中,一般认为商品化是和经典背道而驰的,经典意味着以非凡的品质抗拒了历史变化对其的侵蚀,而商品化总是和流行文化的短暂和时尚相联系;经典意味着非功利性的纯洁品质,而商品化却意味着利益驱动下的利润追逐。如果说古典形态的经典还能和商品化互不牵涉的话,那么在现代文化中,经典显然难以脱离商品化的路径,这其中的关键是现代文化的生产已经是一个分工严密的整体系统,文化人只是这个系统中一个生产要素,他们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必须经过商品市场的传播,并且在传播的弥散过程中,产品本身所携带的潜在价值要经过一个发掘和阐释的显现过程。而且在文化商品的传播超越国界的现代社会中,商品化的程度越高,其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如《大系》的经典性还未得到国内认定的情况下,在日本和美国却得到了发掘和肯定,那么即使在国内因为意识形态的建构有可能暂时压抑其经典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大系》作为经典依然会产生他自身的影响力,这样反而是《大系》产生之初的商品化成为保证他实现其经典性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显然和传统经典“藏之名山”而等待知音发掘的认证方式相反,也不同于圈子化的小范围欣赏,正是商品化中的无边市场,为文化作品的经典化提供了更多机遇和挑战。(王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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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沈从文.读《中国新文学大系》〔A〕.沈从文文集:第12卷〔M〕.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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